科技灭了传统办公室,却让联合办公空间蓬勃生长

传统

2014年的某一天,Jonathan Smalley和Melanie Charlton姊妹俩坐在地下室里,合计着该办个什么公司。一番商议后,两人决定搬到华盛顿,入驻WeWork的“前线阵地”。“之前我们都是在家办公的。”Charlton回忆说,“自行搬进WeWork,一切立马开始变了。”

Smalley和Charlton并没有雄心壮志要改变世界,他们的公司——Brilliant Communications(后改名为Brllnt)专注提供IT和电信咨询服务。自从搬进WeWork之后,他们开始不停地和“邻居”联络感情,有时大家一起玩玩任天堂的马里奥高尔夫游戏,有时一起吐槽WeWork难喝的免费啤酒。

很快,创企文化里最常见的一个景象出现了。Smalley穿上了销售人员的经典着装切角领衬衫,Charlton成了时髦高雅的创意主管,她养的柴犬Cinna登上了WeWork的“年度狗明星”日历。虽然看起来没有多大的发展,但他们确实成功了。在那一年里,他们结识了400多个人,近一半都是他们现在的客户,很多人就在走廊尽头的办公室。第二年,他们收购了隔壁一家3人公司,组成了一支宣传小组,到处招揽生意;甚至还挖到了WeWork的社群经营经理来与他们合作。到去年夏天,Brllnt的规模已经扩大到原来的4倍,达到16名员工,其中超过12人都是随时待命的自由人员。

“和其他东西一样,你有什么样的行动力,这块空间就能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Smalley说,“如果你想认识别人,拉近关系,你就可以做到;否则,它就只是一个办公室。自始至终我们的办法都是,建立一个内部社群。”

Brllnt和WeWork的共生关系向我们揭示了当下工作环境的变化,选择WeWork并不是一次巧合。WeWork在全球32座城市设有112个共创空间,使用人数超过8万人。他们代表着办公室发展史上的新趋势:一个规模堪比跨国公司的人才库,任何一种人才都能在其中找到。

首先,共享办公室正在取代企业家的自家车库,成为孕育公司和新点子的首选。10年前,“联合办公”一词还未出现;而今天,全球已经有100多万人生活在这样的共创空间内,隔壁桌坐的甚至不是自己的同事。在共创空间里,大家纷纷表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密切了,学东西更快了,工作也更有动力了。

“大家都渴望互联性,渴望办公室能更热闹,职业流动性更强——也就是能从一个岗位换到另一个岗位。”Global Entrepreneurship Network的总裁,同时也是Kauffman Foundation资深高管的Jonathan Ortmans说道,“我想没有比共创空间更能完美结合这三者的了。”

其次,更强的一股趋势是,自由职业者将越拉越多。不久前的一项统计显示,美国有5300万自由职业者,其中280万是自由的企业主。经济学家Lawrence Katz 和Alan Krueger进行过一项调查,结果表明,2005年至2015年间产生的1000万个岗位均为自由岗位,也就是所谓的“零工经济”发展越来越成熟。

自由职业者人数的增长,也发映出大型企业正在走向空心化。2014年,一般公司里1/3的员工都是临时工或合同工,今年,这一比例预计会上升到45%。与此同时,个人企业家们对自由职业者开出的薪资也在上涨,2013年,合同工的薪资占据全部劳动力成本的36%,和早前的20%相比几乎翻了一番。

临时工的增多,让企业家有更多的自由时间组建高级人才团队。企业家们所要做的就是,找出人才,审查、谈判、合作,最后付薪。

WeWork及同类共创空间是这些趋势的重要结合点,人们不再是去“办公室”和“同事”一起“工作”,这些空间成了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所称的:各地的“人才平台”——一个融人才、项目、资源于一体的平台。麦肯锡估计,到2025年,包括Uber、Upwork和LinkedIn在内的平台,将创造出2.7万亿美元的全球GDP。下一个值得突破的市场就是:办公室。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两个字:科技。著名经济学家Ronald Coase(曾凭借对企业性质的研究获得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对此有更学术的解释。1937年,Ronald Coase提出了“交易费用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工会等组织的相继解散,大量自由职业者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于是,新型公司出现了,它们规模更小,团队零散但灵活,与此同时,匹配这类公司的新型办公机构也出现了——这就是WeWork。WeWork给潜在的同事、客户和合作伙伴提供了产生交集的机会,多样的服务更进一步拉近了他们之间的感情。

值得注意的是,WeWork既不是全球最大的办公空间服务商,也不是盈利最多的,盈利最多的是英国的Regus。WeWork的伟大创新之处在于,他们让各大公司相信,和几百,甚至上千陌生人一起办公完全不是负担,而是一次机会。如今,1/10的财富500强公司都在WeWork租用了办公空间,超过11000人在名义上属于微软、麦肯锡、Salesforce和戴尔等知名公司。

多年来,管理咨询公司都在传播一个概念——生态系统。比方说在食品行业,即使是龙头老大同样也被锁在一张网里,和合作伙伴、供应商、消费者打交道。然而,随着共创空间的兴起,这些关系被逐渐淡化了。你或许在给盆栽在浇水的时候都能认识一个客户或投资人,说不定第二天她就会邀请你去她那儿工作。

虽然说一想到自己未来的联合创始人就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是很有趣,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等待的资本。这就是为什么WeWork、Seats2Meet等众创空间都在打造自己的人才平台,力图和LinkedIn竞争一把。比方说,在WeWork,社群经营经理经常利用公司自己的社交网络,帮助那些正在招聘UX设计师的入驻公司;也是在这一凭条,Brllnt遇到了几位未来的客户。

Brllnt的联合创始人会告诉你,众创空间的价值来自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展,我们也在想办法和其他公司达成合作。”Smalley说,“他们往往能从不一样的角度,告诉我们之后会遇到哪些问题。”在一份针对众创空间人的调查中,84%的人表示请教过别人,60%的人认识了新朋友,近一半的人和其他人进行了“创新合作”。所谓,共同办公会让人更聪明。

创企和个人企业家得以摆脱住车库、吃泡面的悲惨境地,一是得益于办公空间的升级,而是得益于数字化的工作流工具。这些工具不仅赋予了人们随处办公的便利,也启发人们思考:还可以在哪儿办公?现如今,Slack、HipChat、Dropbox和Asana等应用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我们正处在办公工具的黄金时代。

但是,这些工具无一例外忽视了除合作以外的一切事情,包括商讨谁做哪项工作,报酬多少,如何保证工作及时完成,工资如何支付,如何保证员工能每天开开心心等。在那些来得快去得更快的合作关系中,我们发现这些现象更为严重。

在创业顾问兼未来主义者Stowe Boyd看来,今天的大部分协作工具都已经过时,把最重要的部分遗落在外。比方说,“最棘手的环节——协商,都是通过邮件或电话完成的。”

目前,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全球最大的平台叫做Upwork,诞生于2014年Elance和oDesk的合并。每年,1000万用户通过该平台能够赚到共计10亿美元(Upwork从中抽取10%的手续费)。

Upwork在匹配、监管、支付和名声管理方面的投入不惜血本,其人才发掘时间也得以从原来的平均3天缩短到了3小时。“我们就像企业和自由职业者的在线相亲网站,只不过我们准确地知道他们‘相遇’后会发生什么。”Upwork的高级营销副总裁Rich Pearson如此说道。“我们知道一家公司聘请了多少人,需要拥有什么技能的人才,以及该公司的业绩考核模式。”

在这些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为全体员工提供福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TaskRabbit的联合创始人Kevin Busque成立了一家新的创企——Guideline Technologies。他希望首先为中小型企业简化退休机制,为此,他和投资公司Vanguard达成了合作,并开发了一款自己的应用。

在增加办公室功能方面,纽约的另一家创企Justworks也是积极参与者。这家SaaS创企的一大特色服务就是,帮助企业完成政府合规方面的工作。CEO Isaac Oates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帮企业家省时又省钱,从而集中精力发展业务、吸引人才。”

不过,对于Brllnt这样依赖Slack和JustWorks的公司来说,现有的工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工作方式、地点和对象。

当前,创业的整体环境让众创空间显得更有吸引力,也不用担心办公室人数太多,像沙丁鱼一样挤在罐头里。虽然谣言纷纷,但科技实际上并未消灭办公室,而是对它进行了升级与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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