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斌 【禁止转载】
《史记》是写人的艺术，《史记》中的典型人物大约一百多个，其中八成是悲剧人物。
司马迁在塑造这些人物时，通过细节描写、矛盾冲突、心理刻画等不同的文学艺术手段，突出了历史人物的个性特征，增强了人物的艺术感染力。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悲剧人物的艺术画廊。
“悲剧”一词最早缘于古希腊文，是“山羊的歌”的意思。
古希腊人宰杀山羊献给酒神狄奥尼斯的时候要伴以表演关于酒神故事为内容的歌舞，这就是悲剧的由来。
在美学史上第一个为悲剧下定义的是亚理斯多德，他认为悲剧是“一个人遭遇的不应遭遇的厄运”，“借以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感情得到净化”。
恩格斯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的论断，是为悲剧下的定义。按照恩格斯的论断去理解，悲剧是社会生活中的合理事物被毁灭，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一种不能解决、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因此，某种有价值的、值得同情的人物陷入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他的苦难、不幸和毁灭都具有悲剧因素。因此这里所说的“悲剧”是一个美学的范畴。
司马迁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对美好的政治、对崇高的形象无比热爱，无比赞赏，同时对社会的丑恶、腐败，无比愤慨，无比憎恨。在他的《史记》中，通过大量篇幅记载了社会历史生活中合理的进步的思想、道德观念不能实现，甚至被毁灭，以及历史的必然要求与实现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因此，《史记》具有悲剧性质。
《史记》是一部不朽的巨著，司马迁以其深沉凝重而又激越昂扬的悲剧情怀观照历史兴衰与社会嬗变，用自己的血泪凝结成一部千古绝唱。整部《史记》以悲剧为基调，塑造了众多的悲剧人物。
形成《史记》悲剧基调的成因：
从客观上看，从春秋后期以及群雄争霸、中原逐鹿的战国时代到刘邦建立汉朝的几百年间，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都发生着急剧变化，这是一个多灾多难、战乱不休的悲惨时代，同时又是一个英雄辈出、叱咤风云的豪迈时代。新兴的地主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不同阶级、阶层的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都极为活跃，在政治上思想上展开斗争，由此个人的作用也显现出来。社会的动荡，战争连续不断，使英雄人物无法避免悲剧宿命。如代表新生事物而被一时间强大的反动势力毁灭了的商鞅；有卓越才能，敢于直言进谏，忠心耿耿，结果反遭陷害的屈原、伍子胥；见义勇为，为解救国家、朋友危难挺身而出的荆轲等等，这些悲剧人物为司马迁撰写《史记》，以展示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提供了前提条件。这也是《史记》悲剧基调的社会历史原因。
从主观上看，出身于世代史官家庭的司马迁，从小受到良好教育，积累了相当经验，在这个变革的时代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记述历史的重任。他继承了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传统，“采善贬恶”，不虚美，不隐恶，“成一家之言”。
然而，司马迁一生本身就是一个悲剧。他一生做过郎中、太史令、中书令，是封建社会的官吏。他效忠于封建制度，“不怀二心以事其君”，却受到封建阶级和封建制度的迫害和摧残。
由于受到李陵案的诛连，司马迁遭受“最下腐刑”。这场灾难，是他人生的最大悲剧。李陵之祸使司马迁经历了一场生死搏斗，他也曾沉浮不定，最终忍辱负重，心怀目标，效法古人，著书立说。他认为西伯、孔子、左丘明、孙子、吕不韦、韩非等历史伟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屈辱和打击，或坎坷，或不幸，身前虽不得名，死后却留下了传世之作，为人们所怀念。司马迁以此为精神动力，不忘家父的嘱托，超越现实的痛苦，怀着愤懑与不平，将自己的思想、观点、学说倾注于《史记》之中，注定了《史记》的悲剧基调。
《史记》的悲剧特质，突出地反映了司马迁的人生观、生死观和价值观。
司马迁认为，人生一世应当不失时机地艰苦奋斗，为社会、为国家做贡献。当人遇到困难时应当百折不挠，忍辱发奋，在生死关头要慎于抉择，死要重于泰山，死得有价值。基于这样的人生观、生死观和价值观，在司马迁的笔下，所反映的悲剧人物大多具有这样的英雄气质与品格。
例如陈胜、项羽、刘邦、荆轲、屈原、蔺相如、李斯等等，不尽其数。尽管有些人物并不高尚，甚至是反面人物，但都具有“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抓紧机遇，积极进取的精神。
例如李斯，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对他人物性格的分析，为我们展现了一个自幼有野心，有才干，不甘贫贱，蔑弃流俗，辅佐秦始皇竟并天下，而最后又竟亡天下的悲剧人物。“得时勿怠”是李斯人生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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